政治因素導致全球經濟成長預期下調。

政治挑戰繼續影響全球經濟未來發展，加劇了人們對全球週期性衰退程度的擔憂。導致風險環境壓力增加的第一個政治問題是中美貿易戰可能進一步升級，產生針對技術銷售和投資的“新冷戰”壁壘。

第二，美國和伊朗的緊張局勢一觸即發：經由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貿易中斷，而且由於雙方均表示不排除動武可能性，甚至可能爆發戰爭。

第三，英國的脫歐風暴仍在繼續上演，甚至可能以“硬脫歐”告終。這將加大整個歐洲的貿易和投資難度。這些障礙將加劇對技術行業和對長期利率高度敏感的行業（包括房地產）進行調整。

一些因素表明全球經濟將呈現軟著陸，包括：美國的就業資料和各主要央行出臺總體支持性貨幣政策。然而，全球對亞洲、歐洲和美國經濟實力的擔憂仍然存在；新型經濟體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本幣對美元走弱，主權債務、企業債務和（在某些情況下）家庭債務水準上升，導致新興經濟體遭受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下行所帶來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增加。
 

相關指標表明全球經濟將實現“軟著陸”，但是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比如，到2018年底，馬來西亞、墨西哥、越南、泰國和中國銀行對私營部門的債權超過GDP的100%。國際金融協會的資料表明，2018年新興市場的平均主權債務達到GDP的 50%， 較2008年（34%）上漲；同時這些債務的利率仍為經合組織國家利率的若干倍。

美國經濟正在擴張，全球服務和個人消費需求也正在不斷成長。

儘管我們的預測表明，2019年全球經濟將成長2.6%，一些季度的下跌信號影響可能急遽。從短期的良好經濟表現和貿易政策來看，美國例外主義似乎仍將大行其道。

全球來看，個人消費和服務需求仍然強勁；除美國外，其他一些地區的成長表現不俗。第一季度，德國、英國、西班牙和美國的員工薪酬同比成長超過 4.0%。

然而，前兩個季度，日本和韓國的同比利潤成長分別低於2%和1%；義大利、德國、日本、加拿大、英國、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同比利潤成長明顯放緩。同時，相關信號表明，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義大利和瑞典的房地產市場正在進行全國性調整。

在中美貿易戰自5月急劇升級之後，人們對新興市場和國際貿易的擔憂不斷增加。美國將對中國商品徵收額外關稅，這將導致貿易保護達到自20世紀30年代“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以來的最高程度（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平均關稅將從3.1%增加到27.8%）。

美中貿易戰將在第三季度產生進一步的連鎖反應。

2018年的幾輪貿易戰已經抑制了亞洲以外的國際貿易。其中，第一季度中國的中間產品和大宗商品進口量同比減少14%左右。 因此，全球供應鏈中的製造業和資本投資將在第四季度進一步縮水。在通貨膨脹方面，全球石油市場庫存供應充足。但是，美國的制裁政策、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財政需求和國際海事組織從2020年開始實施的船舶燃料新規將促使2020年油價維持在接近每桶70美元的水準。

北美
由於美國針對主要交易夥伴不斷調整關稅稅率，北美的成長未來發展，特別是對外國供應商和美國進口商來說，仍然複雜。儘管美國取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金屬關稅有助於促進美洲大陸內部貿易，但是這些好處也將被中美貿易戰中關稅稅率上調帶來的不利影響抵消。

歐洲（歐盟 + 冰島、挪威和瑞士）
歐洲議會選舉落幕 – 此前控制歐洲議會的主流政黨遭受重大席位流失；而反歐盟政黨勢力大增，同時親歐盟自由黨和綠黨席位也有所增加。儘管如此，2019-2024年任期的經濟決策將愈加複雜。

亞太
中美貿易戰升級導致中國（尤其是民營企業）在2019年下半年實現經濟復甦的希望變得渺茫。儘管貿易轉移效應將繼續使東南亞部分國家（和墨西哥）受益，2020年貿易戰進程的不確定性仍將拖累區域貿易和投資。

拉美和加勒比海
由於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經濟活動疲軟，近期經濟未來發展走弱，委內瑞拉除外。第三季度，該國通貨膨脹壓力將開始消退，但是弱勢貨幣帶來的上行風險依然存在。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大宗商品市場波動性加大以及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正在抑制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

東歐和中亞
我們將俄羅斯的國家風險評級從DB6a上調至DB5d。這是因為我們認為俄羅斯通過大大加強外部平衡能力可以降低該國面臨衝擊的脆弱性，主要是來自油價和制裁的衝擊。然而，整個地區的經濟未來發展是否好轉取決於全球經濟成長。

中東和北非
美國（得到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支持）和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加劇，區域政治和安全風險增加。這些風險為短期油價提供支撐，提高了石油出口國的經濟成長未來發展，但是導致與該地區開展邊境貿易的不確定性增加。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19年區域經濟成長有望得以改善，但是仍遠低於2005-2015年的成長水準。此外，我們預計各國成長情況存在巨大差異，小型經濟體成長將超過地區強國。中長期來看，高公共債務水準和再融資需求將影響區域成長未來發展。